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帝王与佛教

更新时间:2011-05-20 10:09:00点击次数:6437次字号:T|T

佛教在东汉明帝传入中国之后,经三国到东晋,逐渐受到普遍的欢迎与接纳。隋、唐之世,展开了中国佛教史上最兴盛、最辉煌的一页,而宋、元、明、清等时代,佛教仍有著长足的发展。佛教能在我国根干稳立,枝叶繁茂,因素极多,除了高僧的弘传、译经的展开、大藏经的刊行、宗派的开立、教义信仰的普及化,乃至僧团制度的不断革新等诸多原因外,历代多位帝王对佛法的鼎力护持,也是一大助缘。他们之中,有的与当代的高僧有殊胜的往来因缘;有的则礼请高僧辅弼朝政,或尊为国师;有的帝王还曾一度出家为僧,再以佛法治国;更有的完全捨弃帝王之位而剃度出家,弘法利生。这些帝王所表现出崇法敬僧的热忱,是为佛教史上千古不灭的佳话。

◆北方民族君王的信仰

五胡乱华时期,北方胡族入主中原,胡族君王大多想藉宗教来辅助政治,冀佛教的因果报应、六道轮迴等说法能深植人心,带来太平的日子。胡族君主大半生性残暴好杀,亲见骨肉残杀的悲剧,往往恐惧而生忏悔之心,于是向讲求因果报应、布施得福的僧侣寻求皈依,以求趋吉避凶之道,崇信佛法的风气因而随之大盛。

五胡十六国时期,佛教昌盛于中国北方,当时以佛图澄、道安、鸠摩罗什三位高僧的弘法佈教贡献最大。他们受到胡人君王的护持与崇奉,使佛教得以普及发展。

一、石勒、石虎与佛图澄

佛图澄是西域高僧,善持神咒,诵经数百万言,善解文义,得到后赵石勒、石虎的崇信,被尊称为「大和尚」。除了传戒、说法之外,他还示现神通,参与军政,预言吉凶,以「佛法不杀」的慈悲教义,感化了石勒、石虎。据说,佛图澄因为救活石虎已暴毙二日的爱子石斌,被石勒、石虎视为神人,从此把宫中幼童送到佛寺学佛。每年四月八日的佛诞节,石勒等人还亲临寺院参加浴佛,为诸子发愿祈福。石虎更正式核淮全民得信奉佛教,并明令汉人可以出家为僧。

佛图澄是我国佛教史上第一个令佛教获得国家君王支持的高僧,他使佛教急速的在社会大众之间流传。

二、符坚与道安大师


佛图澄的诸大高足中,以道安大师最为杰出,一生率徒奔波传教。东晋孝武帝太元四年(三七九),前秦符坚攻陷襄阳后,把道安大师与当代的名士习凿齿一同掳到长安。在这之前,符坚早已久仰道安大师之名,常说:「襄阳的道安是天下神器,朕将得而辅之。」及道安抵达长安时,符坚对僕射权翼说:「朕以十万大军攻下了襄阳,却只得到一个半人而已。」一人是指道安大师,半人则指习凿齿,一时传为佳话。一日,符坚出游东苑,敕命道安大师同车而行。权翼马上向符坚劝谏说:「天子的车乘,侍中可乘,道安只是个剃髮毁形的出家人,不应与大王同乘车马。」符坚怒斥道:「安公道高德重,朕虽贵为天下之尊,也不足以跟他相比。所以,安公并无与我同乘车马的光荣,倒是朕沾光了。」说完就命令权翼扶持道安登上马车。

道安大师受到符坚的护持,使长安成为北方佛教的译经中心。他的门下弟子甚多,他们各自承受道安的风范,分散于各地努力从事于教化的活动,对佛教的传播贡献极大。此外,道安大师还致力于经典的翻译、注疏及僧团仪式的制订等,影响中国佛教发展极为深远。

三、姚兴与鸠摩罗什

罗什大师是龟兹人,精通大小乘教义,当道安大师在长安时,早已久仰罗什大师之名,多次劝请符坚召迎他来中国。符坚在派遣大将吕光率兵西征时,曾交代说:「朕听说西域有一位鸠摩罗什,深解法相,是一代大师,但愿朕能获得这位贤哲来辅弼国政。」

后来吕光打败龟兹,虏获罗什大师,于凯旋归国途中,听说符坚已兵败被杀,就在凉州自立为王。罗什大师因而在凉州滞留十七年。

东晋太元九年(三八四),姚苌即位,建立后秦。他早就听说罗什大师的名声,曾虚心召请,唯后凉吕光父子认为罗什大师足智多谋,如为姚苌所用,恐怕对自己不利,因此拒绝放行。姚苌的儿子姚兴即位后,又再度遣使邀请,仍然未获放行。直到弘始三年(四○一),姚兴大败后凉,罗什大师才被迎请到长安。

姚兴待什以国师之礼,并大力提倡佛教。他与罗什大师言谈极为投机,经常日夜不停地研讨佛法。弘始四年,姚兴为罗什大师设立逍遥园,请他译经说法,并亲自参与译经行列,当时有僧略、僧迁、道树、僧叡、道垣、僧肇、昙顺等八百多人协助译经。姚兴锐志于佛道,公卿贵族莫不钦附,可说盛况一时。

姚兴除了参与译经以外,还研读佛经,精勤禅修,著有《通三世论》、《后秦主姚兴与安成侯书述佛义》等。安成侯姚嵩受姚兴的影响,也笃信佛教。

姚兴还为僧团设立僧官,敕命罗什大师的弟子僧担任僧正,僧迁担任悦众,法钦、慧斌司掌僧录,以规范僧团,是中国佛教史上僧官制度的滥觞。

◆梁武帝的菩萨道

南朝自宋明帝开始奉佛,当时的君主大都是佛门弟子,至齐、梁、陈三代更迭递嬗,佛教也逐代兴隆,尤其梁武帝信佛之深,旷世罕有,他在位期间,南朝佛教的兴隆达于极点。

在南齐末年天下大乱时,萧衍原本镇守湖北襄阳,后来入京称帝,为梁武帝。早年博读经书,通达儒道之学,才华过人,下笔成章,出口成诗。称帝之后,每日公暇之馀,开讲经史儒学,史书上记载他的生活是:「饮食只吃豆类的汤和糙米饭,身穿朴素的布衣,宫廷中也不设音乐。」可见他简约清廉的形象,确实是千古以来所少有。由于武帝笃信佛教,为政宽厚,因此,史书称讚梁武帝是南朝中唯一的贤君。

在中国佛教史上,谈到护持佛法的帝王时,虽然有所谓的「十帝」之称,但其中真正信仰佛教、通达佛教教理、断绝酒肉、重视戒律、举行法会、建造寺塔、亲疏经义、讲说佛经、实行捨身,并且以菩萨道之心实行「佛化治国」的帝王,只有梁武帝一人而已。

武帝最初研究儒学,既而信奉道教。称帝不久,渐被佛教高妙的教理所摄服,因此在天监三年(五○四)四月八日佛陀圣诞,率领二万馀人,宣布捨道奉佛;天监十年,制定断酒肉文;天监十六年,敕令废除宰杀牲畜以行祭祀的惯例,宗庙的供奉品,一概以蔬果代替;同年十月,废除天下道观,敕令道士还俗。

武帝屡次开设无遮大会、平等大会、盂兰盆会,尤其在大通元年(五二七)、中大通元年(五二九)、中大同元年(五四六)、太清元年(五四七),前后四次捨身同泰寺,升法座,为四众讲经。群臣奏表上书,称武帝为「皇帝菩萨」,并且以一亿万钱奉赎,迎请武帝回宫料理朝政。天监十八年,武帝从惠约禅师受菩萨戒,当时,自皇太子以下受戒者,多达四万八千人,参加观礼的缁素大德则有十几万人。

据《释氏稽古略》卷二记载,梁武帝夫人郗氏生性酷妒,死后化为巨蟒,通梦于武帝。武帝于是制定《慈悲道场忏法》十卷,礼请高僧举行忏礼,夫人化为天人,在空中谢帝而去。其忏法流行于世,称为《梁皇忏》。武帝也亲自披阅经藏,撰成仪文,依之而修设水陆大斋,恩及所有水陆众生,流传至今,仍为佛教徒所遵行。

武帝多方礼遇僧尼,极力奖励佛教义学,创建爱敬、光宅、开善、同泰等寺,盛造佛像,热心佛教教理的研究,敕赐国内外僧侣译编佛教典藉,亲注《涅槃经》、《大品经》、《淨名经》、《三慧经》等义疏数百卷,不仅延请高僧讲学,还时常亲自升座说法,听讲者有太子及文武百官约万馀人。

天监十二年(五一三),武帝下诏宗庙祭祀,蔬食断肉,并造断酒肉文,提倡素食。梁武帝在位近五十年间,从齐代佛教至梁代佛教,寺院增加了八百多所,僧尼增加了五万多人,内政清明,文教繁荣,是南朝佛教最鼎盛的时期。在世界佛教史上,我国的梁武帝与印度的阿育王,一东一西,一前一后,遥相辉照,相互媲美。

◆隋文帝兴佛治国

由于北周武帝毁佛,百万的僧尼被迫还俗,无数的经像寺院遭受毁损,继北魏太武帝的法难之后,佛教再次遭受到空前的浩劫,直到了隋文帝与炀帝的积极奉佛,佛教才获得中兴与发展。

完成统一天下霸业的隋文帝杨坚,在位二十年中,「君子咸乐其生,小人各安其业,人物殷阜,朝野欢娱。」可说十足表现了天子之德,而在佛教史上,隋文帝大力护法的作为,更是可歌可颂。

隋代佛教隆盛的发展,要从隋文帝复兴佛教的事业谈起,自开皇元年(五八一)到仁寿四年(六○四)的二十馀年间,他不遗馀力地从事护法工作,使得佛教在遭受严重破坏之后,得以迅速兴隆。

文帝出生在冯翊(陕西大荔)的般若寺,由智仙神尼养育长大。七岁时,神尼告诉他:「儿当大贵,从东国来;佛法当灭,由儿兴之。」直到十三岁,文帝才离寺回到父母家。文帝登基以后,经常忆起神尼,在群臣面前频频口称阿闍梨之名。文帝说:「我一生致力于复兴佛法,而平居之时也只是喜欢吃一些豆类食物,可能我的前世是一个修道人吧。由于小时候住在寺院,到了今天,每次听到钟声,还是感到无比欢喜。」文帝登位时,神尼早已圆寂,因此文帝特别为她作传纪念。

由于文帝与佛教的因缘深远,自然影响到他登基以后,一心以复兴佛教为己任的愿力。他的重大贡献如下:

一、度僧、修经、建塔开皇元年,沙门昙延入宫谒见文帝,劝谏文帝复兴佛教。文帝于是下诏修复北周毁废的寺院,允许人民自由出家,重整僧团。依据《辩正论》卷三记载,综结隋文帝从开皇初年到仁寿末年,关于度僧、建寺、修经、造像等方面的具体功绩如下表:

项目    数量

度僧尼   二三○○○○人

建寺    三七九二所

写经论   一三二八一六卷

修治故经  三八五三部

造像    一○六五八○尊

修治故像  一五○八九四○尊

仁寿元年,文帝诞辰日,为感怀母恩,诏令全国三十所寺院建塔供养舍利,派遣三十位深解佛法的沙门分送舍利到三十州。其中,南京栖霞寺的舍利塔,塔上有文帝所绘智仙神尼的图像,以表报恩之意。所有营建舍利塔的费用,任由百姓布施,但限制每人布施的金额不得超过十文,用以提昇普遍供养的风气,让全国士庶同修福德,下令地方官员停止办公七日。这种积极护法的行为,乃古今帝王所罕见。其后,文帝在仁寿二年及四年的佛诞日,先后敕令全国五十三州及三十州建塔,并请大德奉送舍利供养。

二、延请高僧入京开皇三年,文帝下诏在每年一月、五月、九月的八日到十五日,京城及诸州官立寺院的行道日,一律严禁杀生。开皇五年,文帝从法经律师受菩萨戒,并延请高僧大德到宫中讲经说法。

开皇初年,文帝在长安东南方兴建大兴善寺,堂塔雄壮,寺领宏大,是隋唐以来长安附近最大的佛寺,也是隋代唯一的国策寺院,当时负责教团统制寺务的昭玄寺僧官,多数由大兴善寺的住僧担任。据史料记载,隋文帝时,奉诏入住大兴善寺的高僧多达五十几位。其中,重要代表有:开皇元年,文帝敕令僧猛住大兴善寺,并封他为「隋国大统三藏法师」。开皇七年,诏请昙迁为「昭玄大沙门统」。昙迁是摄论学派的创始者,同年秋天,应召入住大兴善寺。后来文帝又建禅定寺,礼请昙迁住持。

开皇十一年,文帝召请相州灵裕法师入京为国统,但他三次上表辞谢,于是厚赐还山。十六年,又敕请洪遵律师为「讲律众主」。

三、设立五众、二十五众由于长安是隋代佛教的中心,因而天下名僧齐聚此地,打破了昔日南北朝时期佛教分裂的局面,逐渐归于统一。文帝又以长安为中心,建立佛教的组织系统,先后在开皇十二年及十七年,敕令遴选行解专精的高僧,分别司掌教化,设立「二十五众」及「五众」。

众的设立,可说是隋代佛教特创的教化机构,是文帝以佛教作为国策的重要一环。所谓众,又称众主,是指学有专精,每日入殿内读诵或讲说法要的高僧。二十五众,就是由二十五位通达佛教义理的高僧组成,专门弘扬佛法的组织。当时,僧粲担任二十五众中第一的摩诃衍论主,著有《十种大乘论》;僧琨担任读经法主,著有《论场》;慧影任二十五众主,著有《伤学论》。五众,则指五位熟谙诸经论的代表,包括涅槃众,法总为涅槃众主;地论众,专研《华严经》,慧迁任地论众主;大论众,专研《大智度论》,法彦为大论众主;讲律众,洪遵为讲律众主;禅门众,法应为禅门众主。从这两种组织的成立,可以看出文帝对弘法事业的积极与热忱。

◆隋炀帝设道场迎高僧

隋炀帝杨广是文帝的次子,原被封为晋王。开皇八年,杨广奉令攻伐南朝的陈国时,表现出英明过人的才干。陈高祖杀三司官吏僧辩,僧辩之子趁陈国将亡时,掘了高祖的陵墓,焚烧尸骨,把骨灰投在水中喝掉,以洩其恨,后又大骂杨广。杨广不但不杀僧辩之子,认为他报杀父之仇是理所当然的,另一方面下令保护陈国的皇陵。陈亡国后,杨广对于陈国有志节的大臣不但加以礼遇,且赋予重任。他说:「这些人既然能怀念他们的旧君,日后就会是我的忠臣。」

他在位十二年,继文帝之功,开通了连接黄河与长江的大运河,把扬州经营成水陆四通八达的花都。他还修筑了军运驰道,贯穿河北、山西。这些国家建设,都有其历史意义,功过褒贬历来各有不同的评价。

在佛教信仰方面,炀帝的确有他不可磨灭的功绩。即位之前,杨广从天台大师智顗受菩萨戒,得「总持菩萨」的法号,大师也受杨广敕封「智者」的尊号。开皇十五年,大师五十八岁,获淮返回天台山,六十岁圆寂,大师的弟子为杨广行灌顶礼,并呈上大师的遗书与遗作。杨广撰〈答遗书文〉一篇敬覆,并在天台山设千僧斋供养。

杨广曾在扬州创建四个道场,即慧日、法云二佛寺与二道观,其中慧日道场聚集了江南佛教界的高僧大德,又迎请三论宗嘉祥寺吉藏大师入寺。开皇二十年,杨广被封为皇太子,在长安兴建日严寺,广集全国硕学高僧,并将江南蒐集的经藏与江南大德僧众移住于此。

炀帝即位后,大业初年更在全国广建寺宇,为文帝造西禅寺,又造降圣寺、弘善寺。大业九年,下诏将寺院改称道场。此外,曾经在洛阳设无遮大会,为文帝造金铜释迦坐像一尊,感应祥光。在扬州修治故经,书写新本,合计有两万多部六百馀藏,九十万卷;修治故像十万尊,铸刻新像三千馀尊;所度僧尼,共有一万六千多人。

开皇二十年,就是日本推古天皇八年之时,日本第二次派遣使节入隋。大业三年,推古天皇的摄政圣德太子派遣大批学者、沙门来中国学习佛法,炀帝特别启用洛阳的鸿胪寺四方馆,敕任学有专精的高僧负责教育留学僧;在四方馆内经常举办讲座、法会,进行佛经的刊定或校正等工作。

文帝复兴佛教之后,北印度的那连提耶舍、闍那掘多,南印度的达摩笈多等高僧,先后应请入住长安大兴善寺,从事译经工作。到炀帝时,更在洛阳上林园设立翻经馆,网罗译经人才,达摩笈多应诏移住译经馆,译有《大集念佛三昧经》、《摄大乘论释》等九部四十六卷。达摩笈多生性柔和,威容祥正,端居寡欲,居止三十年,学者风从。沙门彦棕也参与译经工作,他将达摩笈多游历西域诸国的见闻,著成《大隋西国传》。

隋代立国只有短短三十七年,综观文帝与炀帝对佛教的贡献,实已展开隋唐佛教的新机运。一方面在政治上兼併南北两朝,形成大一统的局面,给予宗教、经济、文化等带来稳定发展的机会;另一方面使佛教承继南朝佛教讲经的遗风,兼弘北朝的禅风,综合南北两大思想体系,开创了新的宗派。

◆唐太宗是护教仁君

太宗在位二十三年,天性宽厚,英明过人,广纳谏言,知人善任。有一回,太宗正在逗弄他最喜爱的一隻鹞鸟,忽然听说魏徵前来进奏,连忙将鹞鸟藏在袍中。不料魏徵奏事太久,鸟竟闷死怀中,等到魏徵离去后,太宗十分恼怒,长孙皇后反而向太宗道贺说:「臣妾听说,有英明的君主,才有耿直的忠臣。今天魏徵能这样竭诚直谏,就是由于陛下您的英明,臣妾岂敢不向陛下道贺?」太宗一听,马上转怒为笑。贞观十七年,魏徵逝世,太宗哀痛异常,叹说:「以铜为镜,可以端正衣冠仪容;以古为镜,可以知道政治的兴替;以人为镜,可以明察处世的得失。朕一生保有这三面镜子来防止自己的过失,而今魏徵逝世,朕已经失去一面镜子了。」

在中国历史上,知人善任,锐意图治的唐太宗缔造了「贞观之治」的辉煌盛世,名声威震四海,享有「天可汗」的尊号。同时,由于他积极的护持佛教,礼遇高僧,形成大唐盛世寺院林立,诸宗并弘,译经事业也空前兴盛,开展了中国佛教最灿烂的黄金时代。

《广弘明集》卷二十八收录的〈唐太宗为战亡人设斋行道诏〉、〈唐太宗度僧于天下诏〉、〈唐太宗于行阵所立七寺诏〉等三篇诏文中,记载唐太宗登基不久后,以佛教治世的事蹟。

太宗信仰佛教,笃信因果道理,自登基之后,为抚慰战乱的将士亡灵和无辜百姓,特请高僧入宫设斋行道,礼忏超渡。同时诏令天下度僧三千人,忏悔开国当年大肆杀戮的罪业,并颁布诏令,规定长安的僧众需每月诵念十四天的《仁王经》和《大云经》,以祈求国泰民安。贞观三年(六二九),太宗下诏,在当年作战的七处战场,建立七所佛寺:

1.破薛举于幽州,立昭仁寺。

2.破宋老生于吕州,立普济寺。

3.破宋金刚于晋州,立慈云寺。

4.破刘武周于汾州,立弘济寺。

5.破王世充于邙山,立昭觉寺。

6.破窦建德于郑州,立等慈寺。

7.破刘黑泰于名州,立昭福寺。

为表示这些道场的国家地位,太宗下令高僧和学者,不分宗派,为道场撰写碑文。贞观二十年,太宗远征高丽归来,下诏为阵亡军民超渡,在幽州创建悯忠寺。

太宗的母后慕太后,是一位虔诚的佛教徒,在太宗十五岁时就去世了。太宗为了报答亲恩,在贞观三年,敕令以皇家通义宫为尼寺,创建兴圣寺;五年,在宫内设慈德寺,在昭陵建瑶台寺;八年,又建弘福寺;十六年,亲自撰写追福的愿文,充分流露出太宗至情至孝的懿德美行。

道教追尊老子为开祖,老子姓李名耳,与唐代宗室同姓。当时的道教徒于是附会老子是唐代的祖先。这种说法越传越盛,影响社会一般人,乃至帝王之家,因此在唐朝历代中,常有以道教在先,佛教在后的敕令,即使以英明著称的太宗,也难免例外。他曾经自称是老子的后代,而有「先道后佛」、「道士女冠尊于僧尼」等的诏令,引发京城法师忿忿不平,上表劝谏。当时的智实法师,率先领众上表陈情,抗议未果,遭到贬黜,发配到边地。贞观十三年,法琳法师也著论反对太宗,后遭道士检举。法琳法师临危不惧,直接前往领罪,与太宗一场机智辩答,一句「不念观音,唯念陛下」,讚扬太宗御德与观音齐等,感动太宗,终免一死。

贞观十五年,太宗亲临弘福寺,召见道懿等五位法师,表明追思慕太后之情,在亲撰疏文中,自称是「菩萨戒弟子」。太宗并说:「尊祖重亲,是人生最根本的大事,因此朕优先尊奉老子,只是表示亲疏之别,并非不留心佛教。自从朕统一天下以来,从来没有创立过任何一所道观,凡有功德,都归于佛寺。」道懿法师等人听闻之后,感动不已。

太宗除建寺度僧外,对高僧大德更是景仰,经常礼请华严宗一代祖师杜顺和尚入宫,畅谈佛法,赐号「帝心」。贞观十九年,玄奘大师自印度取经归国,与太宗在仪鸾殿上初次见面,大师陈述西行壮举,令太宗感动而兴致勃勃,两人深谈到半夜。太宗促请玄奘大师将西行十七年,经历百馀国的所见所闻,撰述成书。日后,玄奘大师写下了《大唐西域记》十二卷,此举对太宗经略西域提供了有力的蓝图,大师也成为国家开疆拓土的一大功臣。太宗因爱才若渴,屡次劝请大师还俗辅政,后经再三婉拒,太宗仍不改其礼遇之情,进而成就大师的翻译大业。

太宗晚年对玄奘大师更加信任,每日召请入宫讨论佛法,全心全意以大师为精神导师,在他指导之下,太宗潜心研读《菩萨藏经》,致力菩萨道的实践。当玄奘大师翻译完一百卷的《瑜伽师地论》时,太宗亲自为大师作序,并刻在石碑上,这就是至今闻名的「大唐三藏圣教序碑文」。

贞观二十二年春天,太宗由长安移住玉华宫,召令玄奘大师由译场的弘福寺到他的临时行宫会面。他向大师询问:「什麽是最大的功德?」大师便劝导皇帝度僧弘扬佛法。九月,太宗下令全国三千七百多所寺院,每一寺度僧五人,弘福寺度僧五十人。十月,设立弘法院,敕命大师在此从事翻译工作,以便就近与他研讨佛理。翌年四月,太宗驾崩前,由太子与玄奘大师陪同前往翠微宫,太宗更加专注于佛法研讨,经常被佛理的奥妙所感动,甚至懊悔与大师相见太晚,未能善加弘传佛法。

太宗驾崩时,正值五十二岁的壮盛之年,以他一生过人的才干器识来说,不能不说是中国历史上的一大损失;特别是对于中国佛教的发展而言,他的崇法护教,礼遇高僧,是历代雄才大略的帝王中最为大力者。

◆唐高宗促成译经大业

继太宗之后即位的高宗,与佛教之间也有深厚的渊源和贡献。他在太子时期,为感念母恩,在长安创建大慈恩寺,在寺中设有译经院。贞观二十二年十二月,大慈恩寺举行落成典礼,当时有皇帝、太子、玄奘大师和文武百官莅临,仪式极为隆重。太宗崩殂后,玄奘大师驻锡大慈恩寺八年,全心从事译经工作,译场的一切经费全部由高宗供给。

显庆元年(六五六),高宗为庆祝太子李显(后来的唐中宗,从小皈依玄奘大师,法号佛光王)出生,在长安兴建西明寺,于大慈恩寺设斋供养五千僧众。两年后,西明寺落成,玄奘大师受命住持,不到半年,玄奘又回到大慈恩寺继续译经工作。

显庆元年,高宗以金银供养法门寺僧众,并下令供奉阿育王塑像。翌年,遣使迎请法门寺的佛骨,供奉于洛阳宫廷礼拜,武后还特製金银棺奉安佛骨。同年,高宗移住洛阳积翠宫,玄奘大师应邀前往,但仍从事译经工作。这时,高宗不但关心译经情况,与大师更为亲近。后来,因为大师希望在有生之年能译完《般若经》,而请求离开长安,前往太宗过去的行宫玉华宫(后改为玉华寺),避开都市的干扰。显庆四年十月玄奘大师迁移玉华寺,在短短四年多的时间,翻译出唯识宗的根本经典《成唯识论》、《唯识二十论》,以及六百卷的《大般若经》等,麟德元年(六六四)圆寂。高宗如丧国宝,暂罢朝政,为大师举行国葬。 总章元年(六六八),高宗为消弭佛教与道教间的衝突,在皇宫的一场佛道代表辩论之后,下令焚毁《老子化胡经》,引起道士上京抗议,经过高宗怀柔安抚,才暂时平息。到武后之时,更加强禁令此书的流传,佛教地位更为提昇。

◆武则天写经造序

武则天原是一木材商的女儿,唐贞观十一年,十四岁时,因貌美被太宗选入宫中为才人。太宗驾崩后,依照惯例,被安排到感业寺为尼。再度入宫时,得高宗宠爱,封为昭仪,不久又册封为皇后。高宗在位二十三年驾崩,中宗即位,她以皇母而称皇太后,乃至专决政事,帝崩,先后废中宗、睿宗。天授元年(六九○)自登帝位,改国号为周,自称为则天金轮皇帝、神圣皇帝,成为中国历史上空前绝后的女皇帝。

历史上对武后的评价毁誉参半。在政治方面,富于权略,知人善任;在佛教方面,度僧造寺,塑像写经,虔诚信佛,精通佛理。曾写开经偈一首:

无上甚深微妙法,百千万劫难遭遇,

我今见闻得受持,愿解如来真实义。

这首讚颂佛法的四句偈,历千百年不衰,至今仍传诵不绝。

唐朝历经太宗、高宗的奉佛护法,佛教的地位已经如日中天,到了武后,更是积极护教,她自称是佛陀的虔诚弟子。今叙述其护持佛教的事蹟如下:

一、颁《大云经》

天授元年(六九○),有东魏国寺十僧呈献《大云经》四卷给武后,经中预言她就是未来佛弥勒佛下生,并声称她将取代唐室,继承皇位。武则天获得这部经之后,下令颁行全国,并敕建大云寺,度僧千人。

武后长寿二年(六九三),南天竺沙门菩提流志来到长安,译出《宝雨经》十卷,经上记载:「世尊告诉月光天子说:『我涅槃后,到第四个五百年,佛法将灭的时候,你便到东北方摩诃支那国去,现女身,为自在王,令修十善,建立寺塔,又以饮食、衣服、卧具,供养沙门。』」当武则天获得《宝雨经》之后,龙心大悦,相信自己就是自在王,因此自号「金轮圣神皇帝」。

二、僧尼列首位

唐代从高祖、太宗以来,都是尊奉老子为祖先,将道教置于佛教之上;但武则天即位不久,下诏僧道齐行并集,将僧尼列于道士、女冠之上。以佛教五戒教育世人,以佛法辅助治国。

三、参与译经、发扬华严

东晋佛驮跋陀罗曾译出六十卷《华严经》,武后认为该经所译不够详备,因此派遣使者到于阗请回梵本《八十华严》,敦请实叉难陀来华主译,菩提流志、义淨助译,武后也亲临译场,并供养法师。当《华严经》译成,武后亲製御序。《华严经》促成了华严宗的兴起,也影响了中国佛教的发展。

武后不仅崇信佛法,更敬重高僧。华严宗三祖法藏受武后皈依,后依旨在太原寺宣讲新译《华严经》经旨,口中放光,深得武后赏识,敕赐「贤首大师」尊号。他一生讲述《华严经》三十馀遍,著有《探玄记》、《五教章》、《华严经传记》等三十馀部六十多卷,大扬华严宗风,在武后的护持下,华严宗更加兴盛普及。

长安元年(七○一),武后召请法藏法师在洛阳佛授记寺开讲《华严经》,讲到天帝网义、十重玄门、海印三昧、六相和合的时候,武后茫然不解其旨,法藏于是以镇殿的金狮子为譬喻,解说华严法界缘起的妙理。武后听闻之后,豁然开解,敦请法藏把这些奥妙的佛理撰述成文,这就是华严教理中备受推崇的《金师子章》。自此,武后对法藏更加服膺,特尊他为「康藏国师」。武后之后,法藏法师继续受到中宗、睿宗的尊崇。

四、礼敬国师

天册元年(六九五),义淨三藏自天竺取得梵本经论约四百部,共有五十万夹,佛陀舍利三百粒,回到中国,武后亲自到上东门外京郊跪迎佛经。武后曾诏请嵩岳慧安禅师与北宗神秀禅师入宫,亲自行跪拜礼,朝夕问道,并尊慧安禅师为「国师」。慧安国师后来辞归衡岳,入灭后,武后将他的五颗大舍利迎到宫中供养。神秀以九十高龄入宫,博得武后的尊崇,受赐「两京法王主三帝国师」的尊号,但禅师过不惯宫廷生活,履次上表请退,武后不得已,为他在当阳山兴建度门寺。神秀禅师圆寂时,武后为他辍朝五日,亲自送葬。

◆唐中宗是模范佛教帝王

从小就受玄奘大师佛法教育的中宗,有「佛光王」的法号,曾发愿出家修道。弘道元年(六八三),高宗驾崩后,中宗即位,但不久就被武后废掉。长安四年(七○四),武后病重,宰相张柬之等人乘机拥立中宗。翌年,中宗再度登基,立誓要中兴唐朝,下令在各州兴建一所佛寺与一所道观,分别命名为「中兴寺」与「中兴观」,后来改称为「龙兴寺」与「龙兴观」。

中宗登位之后,全心全意护持佛教,在位五年间,做了不少护法崇僧的事蹟,例如:禁止《老子化胡经》的流通;礼遇禅宗六祖慧能,赐予磨纳袈裟、水晶钵;延请高僧道亮等人入宫夏安居,为帝传授菩萨戒;为义淨法师所译的经典亲撰御序;协助菩提流志抄经;授与神秀諡号;颁赐紫袈裟与慧安禅师;礼请数名律师到宫中传戒;当实叉难陀自于阗再度前来长安时,中宗亲自到郊外迎接;迎请佛骨舍利在宫中供奉礼拜;景龙二年,中宗请画工把参与译经的高僧大德法相绘在林光殿的壁上,并亲自撰写讚辞。中宗信乐佛法,礼遇高僧的行谊,使他在佛教史上获得极高的评价。

◆唐宣宗与黄檗禅师

中国历史上,唐宣宗颇得盛誉好评,在位虽仅十三年,但他精勤治道,惠民爱物的精神,堪称明君,尤其从谏如流的精神,足以媲美唐太宗,所以赢得「小太宗」的美名。但曾经一度出家多年的事蹟,则较不为人熟知。

唐宣宗名忱,封为光王,宪宗的第十三个儿子,是继唐武宗之后即位的帝王。武宗一生信奉道教,反对佛教,会昌年间大肆废佛、毁寺、迫僧,造成佛教史上最为惨痛的大浩劫。宣宗原本是武宗的叔叔,为了躲避武宗的杀害,隐遁在寺院为僧。

有一天,他和志闲禅师一同游山玩水,禅师看到气势磅礴的瀑布,不禁讚叹:「穿云透石不辞劳,地远方知出处高。」

宣宗听了,也藉诗来抒发情怀:「溪涧岂能留得住,终归大海作波涛。」

他慨歎自己的遭遇,如同蛟龙受困浅滩,但终有一天,必会回归大海,而有一番大作为。后来,他果然回朝主持国政。

当他还是沙弥时,有一回,见到黄檗希运禅师在拜佛,于是对禅师说:「禅师!你常开示大众说:『不作佛求,不作法求,不作僧求。』请问禅师,你现在拜佛,到底在求什麽?」

黄檗禅师听了,赏他一个耳光,说:「不作佛求,不作法求,不作僧求,当作如是求。」

「你直接说当如何求,又何必动手打人?太粗气了!」宣宗申辩说。

「这是什麽地方,容你在此说粗说细!」宣宗言下大悟。

这一则宣宗与黄檗禅师之间的论道,流传很广,成为禅宗著名的公案。后来黄檗希运禅师在大中四年(八五○)圆寂,宣宗赐予「断际禅师」的諡号。

宣宗即位以后,立刻下令恢复会昌法难期间被毁的寺院,又在全国各州设立方等戒坛,使当年被迫还俗的僧尼重新受戒;大中元年及八年,先后任命知玄为「三教首座」,辩章为「左街僧录」,僧彻为「右街僧录」,统理全国寺院及僧尼事务。宣宗大力的复兴佛教,使佛教历经劫难后,再度展开蓬勃的气象。

◆朱元璋沙弥出身

历代皇帝中,与佛教寺院生活关系密切的,是明太祖朱元璋。太祖是安徽豪州人,十七岁那年,因飢荒和疫病的肆虐,父母兄长不幸相继亡故,于是入皇觉寺出家为沙弥,历时七载。

有一次,因夜归被锁在山门外,便露宿一夜,即兴吟诗一首:

天为罗帐地为毡,日月星辰伴我眠,

夜间不敢长伸足,惟恐踏破海底天。

口气豪迈,气宇非凡,大有佛印禅师「大千世界一禅床」的气度。他从小就有帝王将相的气派,民间盛传他的灵异事蹟颇多。传说,有一回,他负责打扫佛殿,殿中供奉许多的罗汉像,需要一尊尊搬下来清扫,非常麻烦,因此,便对著罗汉像大声说:「罗汉们!你们下来,让我扫扫地。」说也奇怪,那些异相百态的罗汉好像听懂似的一个个从佛龛上走下来,等他扫完地,又一个个站回自己的位置。由于朱元璋早年的佛门因缘,使他即位后极力建寺度僧,刊印经书,对佛教护持有加。此外,太祖亦针对佛教教团制定下列几项重要的政策:

(一)确立严密的僧官制度

僧官制度的设立,从魏晋南北朝就粗具规模,经过历代的改制,越加周全,到了明代,更趋严密。太祖对于佛教的态度,以洪武十四年为界,前后有明显的差异。洪武十四年以前继承元代佛教制度,如洪武元年(一三六八),放效元朝宣政院的制度,于金陵天界寺设立善世院,作为统领全国教团的机构。洪武十五年,改善世院为僧录司,设置僧官,分为中央与地方两大系统:中央有善世、阐教、讲经、觉义等职称;在地方,府设僧纲司,州设僧正司,县设僧会司。确立了中央到地方层次分明,秩序井然的佛教僧官制度。

这些组织严密的机构,统领的事务极多,其中一项重要的职责就是颁发「度牒」。度牒,是僧尼出家得度的证明书,从北魏就有颁发度牒的作法,代代相沿之下,逐渐浮滥,弊端丛生,甚至有伪造、滥售的状况。虔诚奉佛的太祖,一心想要改善这些弊病,于是在洪武二十六年下命各司,每三年举行考试,能通经典者,才授与度牒。后来又敕命僧录司设上中下三科,考核天下沙门,用以选拔优秀的僧材。在洪武二十五年造立「周知板册」,编录天下僧籍,名字、年籍、度僧年月和度牒的号码,而付于板,颁布全国寺院,以取缔伪僧。洪武二十七年,发布更为严格的管制令,禁止俗人进入寺院,同时也禁止僧侣与世俗生活接触。大致来说,太祖採取严格制度的态度,是明代佛教的一种特色。

(二)划分禅讲教僧三种类别

明朝对于僧格的措施,起初是很宽大的。洪武十年,有所谓「昼讲夜禅」之说,意思是白天不论城市山林,都可以集众讲经说法,夜裡则可以在閒静处坐禅,不论是僧侣,或在家居士,都不予限制。洪武十五年,太祖将元代佛寺所分的禅、讲、律三种,改为禅、讲、教三种,以便各司其职。禅者,以见性为宗,指禅宗的僧侣;讲者,以阐扬经藏旨义为主,指华严、天台、法相、淨土等宗的僧侣;教者,包括瑜伽教修行及执行法事仪式等。依照这种分类,制定不同颜色、式样的僧服,加以区别。

由于明太祖曾经在寺院作过沙弥,后来还俗投戎,于起兵抗元时,又与民间祕密宗教(白莲教)有密切的关系。因此,综观明太祖对佛教所採取的严格政策,固然有矫枉过正的缺失,但他确立严密僧官、考试等制度,为选拔僧材而进行汰劣择优,对当时的佛教而言,还是具有正面的意义。

◆建文帝一度为僧

明太祖的嫡孙建文帝,是懿文太子的长子,名朱允炆。自幼聪慧好学,性至孝,深得太祖欢心。文帝才十岁时,父亲患了毒疮,他每天含泪服侍,用口吸吮痈疮,等到父亲病逝后,文帝竟一连五天滴水不入。太祖病重时,性情非常暴怒,甚至殃及大臣,文帝便入宫侍奉,事必躬亲,日夜不眠不休。

洪武三十一年,太祖预知建文不能善终,就赐给他一个小盒子,交代他非等到急难时,不能打开。建文二十二岁登基,在位四年,四皇叔燕王篡夺帝位,宫中火起,马皇后不幸被火烧死。文帝在燃眉之急,无计可施的情形下,打开太祖交付的小盒子,盒内放有度牒、剃刀、袈裟、僧服等出家人的衣单,度牒也填好法号,名「杨应能」,另有十锭的白金。文帝于是剃髮换上袈裟,从地道潜逃。当时有两位大臣跟随文帝一起出家,云游四海。

◆顺治皇帝之讚僧

清世祖顺治皇帝,爱新觉罗人,六岁登基,十四岁亲理朝政,二十四岁驾崩(一说出家),是清朝入关后第一位君主,也是清初较有作为的四大帝王(顺治、康熙、雍正、乾隆)之一。

他喜欢诗词书画,对中国历史和文学有很高的造诣。一生律身节俭,犹如老衲,常萌生出世思想,嚮往出家,从他所撰写的〈讚僧诗〉,可以清楚地看出他的心志:

天下丛林饭似山,钵盂到处任君餐,黄金白玉非为贵,唯有袈裟披肩难。

朕为大地山河主,忧国忧民事转烦,百年三万六千日,不及僧家半日閒。

来时糊涂去时迷,空在人间走这回,未曾生我我是谁?生我之时谁是我?

长大成人方是我,合眼朦胧又是谁?不如不来又不去,来时欢喜去时悲。

悲欢离合多劳虑,何日清閒谁得知?若能了达僧家事,从此回头不算迟。

世间难比出家人,无忧无虑得安宜,口中吃得清和味,身上常穿百衲衣。

五湖四海为上客,皆因夙世种菩提,个个都是真罗汉,披搭如来三等衣。

金乌玉兔东复西,为人切莫用心机,百年世事三更梦,万里乾坤一局棋。

禹开九州汤放桀,秦吞六国汉登基,古来多少英雄汉,南北山头卧土泥。

黄袍换得紫袈裟,只因当年一念差,我本西方一衲子,为何生在帝王家?

十八年来不自由,南征北讨几时休?我今撒手西方去,不管千秋与万秋。

全诗浅白易晓,恳切感人,在教界、民间引起广泛的感化作用。这首讚僧诗出自清朝开国皇帝手中,无形之中也庇荫了以后二百多年的清朝僧尼。

清初的佛教以禅宗最为鼎盛,禅宗又以临济宗最受青睐,顺治皇帝所敬重、亲近的高僧有天童道忞、憨璞性聪、玉琳通锈等三位禅师。

道忞禅师在天童圆悟禅师门下参学十四年,是同门中最优秀的一位。顺治十六年(一六五九)冬,禅师奉召入京,在万善殿觐见顺治皇帝,顺治皇帝多次亲临方丈室问法。十七年,禅师还山,帝亲自送出北门,赐号「宏觉禅师」。

性聪禅师与道忞禅师是同门兄弟,顺治十四年,诏请憨璞性聪禅师入宫,在万善殿宣讲佛法,并赐紫袈裟与「明觉禅师」之号。由于禅师曾经指导顺治皇帝参禅,因而知名于世。

通锈禅师,十九岁从磬山圆修禅师出家,二十三岁住持浙江报恩寺。顺治十五年,下谕遣使迎请禅师入京,在万善殿昇座说法,后迎入西苑。顺治皇帝在日理万机之馀,经常致力于宗门的参究,并时时向通锈禅师问法,当时禅师法筵的兴隆,无人可以比拟。顺治十七年,皇帝特地在宫中设立戒坛,拣选一千五百位僧众受菩萨戒。之后,禅师即请辞还山,先后受赐有「大觉禅师」、「大觉普济禅师」、「大觉普济能仁国师」等尊号。

据《宗统编年》记载,顺治皇帝对禅师们十分敬重,不但不要禅师称臣致拜,更经常从容谘访,握手温颜,情逾师友。帝曾自书「莫道老来方学道,孤坟尽是少年人」的警语,至今仍传诵于世。

有一天,顺治皇帝特召玉琳国师入宫请示佛法,顺治皇帝问及所谓「七处徵心」、「本来面目如何」等问题,国师与帝应对酬答,令皇帝一生难忘,逢人便说:「与玉琳国师一席话,真是相见恨晚!」

顺治九年时,达赖喇嘛五世阿旺罗桑嘉措前来觐见,顺治皇帝以隆重仪式欢迎,在太和殿设宴款待。翌年,达赖五世回到西藏,被尊封为「西天大善自在佛所领天下释教普通瓦赤达赖喇嘛」,这是清世祖在位十八年中的一件盛事。

顺治皇帝之祚终,究竟是崩逝或是出家,至今仍是历史上的一大悬疑,而在小说家笔下,顺治皇帝的出家,更传为一段感人的故事。清朝以一异族入主中国,还深受佛教薰陶,令清朝十代帝王无一信奉外教,可说是顺治皇帝与清初诸帝奉佛的功劳。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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